澳洲男足出线“生死战”，牵出百年秘闻！1893年，澳人曾在巴拉圭建起“乌托邦”（组图）

周五中午，澳洲男足将迎来一场小组出线“生死战”，对手则是来自南美的巴拉圭队。而这场对决，也牵出了两国百年前的一段迷史。

事实证明，巴拉圭并非建立激进社会主义公社的理想之地。否则，在周五的赛场上，Tony Popovic 麾下的对手阵容里，恐怕会多出不少听上去十分“澳洲化”的名字。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正如澳洲队在赛场上可能遭遇挫折，130多年前那场跨越海洋的探索也未能如愿。

当年，一群心怀不满的澳洲剪羊毛工经历了长达70天的海上航行，满怀憧憬地奔向南美“乌托邦”，等待他们的却只有严酷的丛林、肆虐的疾病，以及极其苛刻的禁酒令与性禁令。

新澳大利亚运动领导人、社会主义宣传家William Lane试图在巴拉圭打造他心目中的完美社会。艺术作品：Aresna Villanueva

这段令人唏嘘的往事在今天或许鲜为人知，但 1893 年“新澳大利亚”（New Australia）定居点的离奇故事，却为这两个即将在绿茵场上一决雌雄的国度，编织出一条不可思议的历史纽带。

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一位备受争议的记者兼社会主义宣传家 William Lane，参与者中还包括他的同代人——活动家、激进诗人兼文学巨匠 Mary Gilmore 女爵士。由于她的重要历史贡献，其肖像至今仍印在 10 澳元纸币上。

不可思议的是，133 年后的今天，这批澳洲殖民者的约两千名后裔依然生活在巴拉圭，保留着与当地人格格不入的英裔姓氏。

在 Levi's Stadium 迎来两队历史上首次正式比赛交锋之际，我们无从知晓他们是否会在远方关注。但他们的祖辈是如何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而这里为何最终没能留住更多人，却非常值得玩味。

在这场历史闹剧中， William Lane 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位在英国出生的记者于 1885 年随家人移居布里斯班。在澳洲移民史上，他的到来并不罕见，但他不到十年便再度启程去寻找所谓的“人间天堂”，实属罕见。

作为当时澳洲劳工运动的领袖人物，Lane 曾担任《悉尼晨锋报》的事实编辑。他通过自创的报纸《Boomerang》和昆士兰劳工运动刊物《Worker》发表文章，极力鼓吹充满偏执种族主义的言论。

Lane 本人崇尚独裁，因父亲酗酒而对酒精深恶痛绝，但他同时拥有极具煽动性的演说才能。几重因素叠加，最终催生了他脑海中畸形的共产主义“天堂”。

1891 年，一场由剪羊毛工掀起的灾难性大罢工波及航运、煤炭等多个支柱产业。在阶级矛盾激化的背景下，Lane 决定将他的完美社会付诸实践。他构想了一个由白人、英语男性及其家属组成的极乐净土。在这里，所有人平等相处、克己节制，所有土地与财产集体共有，收益平均分配。

巴拉圭地图，由William Lane的兄弟John Lane绘制。新澳大利亚和Cosme位于首都亚松森东南方向，Nueva Londres位于Coronel Oviedo西北方向，Cosme靠近Villarrica。来源：维基百科

后世有许多书籍和纪录片探寻过这段往事。其中，历史学家 Gavin Souter 于 1968 年出版的著作《奇特的人们：巴拉圭的澳洲人》，便详尽记录了这一社会实验从兴起到土崩瓦解的悲壮过程。

作为 Lane 当时的得力助手，Mary Gilmore 曾试图在澳洲本土为这一运动争取土地，但四处碰壁。她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透露，当年他们向澳洲所有州政府求助，唯有新州愿意拨出远西部的 Wilcannia 沙漠地区。她曾建议接受，但 Lane 认为条件过于苛刻，坚信遥远的南美洲才是更好的归宿。

最终，Lane 决定扬帆出海。彼时的巴拉圭刚刚历经三国同盟战争（1864-1870年），年轻劳动力几乎损失殆尽。为了重建国家，巴拉圭政府正极力吸引外国定居者。

Lane 愉快地接受了巴拉圭政府免费赠送的 45 万英亩肥沃土地，并开始在澳洲大举招募成员。不过，入盟条件十分严苛。

根据历史学者记录，成员资格建立在所谓的“伙伴情谊”之上，严禁任何有色人种、非英语母语者、有道德污点或有传染病的人加入，甚至连曾对劳工运动“不忠”的人也被拒之门外。

不仅如此，每位男性成员必须上缴所有积蓄，且至少达到 60 英镑。虽然女性无需交纳这笔“入伙费”，但 Lane 的宣传口吻却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

他虽宣称不强迫结婚，但同时调侃道，如果同行的单身姑娘不嫁给这些“世界上最优秀的男子”当合格的妻子和母亲，简直是太不近人情了。

澳洲历史上最离奇的篇章之一于1986年7月18日在巴拉圭画上句号，91岁的William Wood去世。Wood是与Cosme有联系的最后一个原始成员，Cosme是社会主义记者William Lane在1890年代于巴拉圭建立的澳洲乌托邦殖民地。Wood出生于悉尼Surry Hills，1895年随父母前往Cosme。摄影：Peter Kevin Solness/Fairfax Media

1893 年 9 月，首首批搭乘 Royal Tar 号的 220 名追随者在巴拉圭建立起了名为 Colonia Nueva Australia 的定居点。

然而，出发时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在数十名未婚男性面前，年满 16 岁的单身女性仅有 7 人，这给巴拉圭政府四年内建立 800 户家庭的要求蒙上了阴影。

不出所料，这趟海上旅程不仅颠簸，内部更是冲突不断。Lane 的“性别平等”原则很快沦为空谈，他竟禁止单身女性在下午 6 点后登上甲板，以防“随意的调情”。这一举措令群情激愤。

虽然 Lane 试图通过辞职平息民愤，但由于未被接受，他像个生闷气的孩子一样躲进船舱。

在船上，他还特地做了一张桌子与亲信单独用餐。由于餐具意外落海导致短缺，成员间甚至爆发了激烈的口角。

1966年，Cosme的Wood家族住宅，让人联想到许多早期澳洲丛林定居点。摄影：Gavin Souter

当大部队抵达中转站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时，矛盾彻底白热化。Lane 独自上岸，并禁止其他任何人离船。

当几名偷偷溜上岸的成员满身酒气地归航时，狂热的追随者怒斥其为“工贼”，双方在甲板上大打出手，甚至拔出了带去的刀子。

这起冲突公然戳破了所谓的“无酒乌托邦”谎言。事实上，禁酒禁欲在充满野性的年轻剪羊毛工群体中根本无法推行，许多人甚至公然违抗禁令，与当地巴拉圭女性交往。而在缺乏女性的移民群体中，这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内部冲突。

猜忌与分歧让这支队伍迅速分崩离析。保皇派与反抗派各执一词，而更致命的是，他们发现巴拉圭的荒野并非享乐的天堂。

在这里，他们不得不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长期忍饥挨饿的残酷现实。

女爵士Mary Gilmore，出现在澳洲10澳元纸币上，曾是新澳大利亚运动的成员和殖民者。摄影：Frank Albert Charles Burke/Fairfax Media

终于，这个乌托邦计划走向了覆灭。定居者们有的流落城市，有的设法买票回国。1894 年，第二批 200 多名新移民的到来不仅没能挽救危局，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管理冲突。被迫无奈之下，Lane 只好带着 45 名亲信出走，建立了第三个定居点 Cosme，做最后的挣扎。

曾在 Cosme 担任教师的 Mary Gilmore 后来回忆道，有整整两年的时间，他们几乎全靠定居点配给的蔬菜勉强维生，主食只有玉米、甘薯和豆子。虽然香蕉多到可以喂猪、橘子多到可以喂牛，但肉类和蛋类极度匮乏，只有在重大节日里，大家才能勉强打个牙祭。

物资的贫乏加上单身女性的严重短缺，注定了 Cosme 殖民地必败的结局。该定居点的人口规模自始至终未曾突破百人。

在苦苦支撑五年后，创始人 William Lane 终于向现实低头，他前往新西兰重操旧业，加入了一家右翼报社。

如今，那些留守者的后裔已不会说英语，也毫无澳洲口音，但他们的面孔依然保留着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特征，延续着用 Wood、Burke 等格格不入的英式姓氏。其中，也有如 Peter Wood 这样的后人，在1960年代选择落叶归根，返回了澳洲 Griffith 定居。

2012 年，作家 Ben Stubbs 曾深入当地探寻这群消逝的“澳洲客”。在新澳大利亚的烈日下，他在飘扬的澳洲与巴拉圭国旗下，见到了保留着 Jones、Murray 等姓氏的本地人（后者是 Muttaburra 骑手 Edward Murray 的后代）。

在一处荒凉的公墓里，一位肤色较浅、名叫 Susan McCreen 的当地妇女甚至向他讲述了当年从这里走出、并代表盟军参加一战的澳洲士兵的事迹。

时光飞逝。也许本周五的世界杯赛场上，看台上依然会同时飘扬起这两面属于巴拉圭与澳洲的国旗。但这背后，已经承载了超过一个世纪的荒诞、梦想与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