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日记里的秘密：谁在暗中影响澳洲政策制定？

2016年，新州州长Mike Baird因虐待动物的爆料，宣布将关闭灰狗赛跑行业，态度一度异常坚决。

“这令人震惊。事实确凿无疑，政府除了采取已有行动外别无选择，”他当时表示。

Mike Baird于2016年10月在灰狗赛跑问题上的立场反转，发生在他离开政坛的几个月前。(Dan Himbrechts/AAP PHOTOS)

然而三个月后，在政治风波与赛狗选手、繁殖者的强烈反对之下，Baird态度逆转，称自己听取了社区反馈，决定“给这个行业最后一次机会”。

如今真相浮出水面：在那三个月里，Baird与时任副州长Troy Grant其实只听取了争论中的一方意见。

新州主动披露的部长日记显示，二人在反转决定前，与行业团体安排了六次会面，而与动物福利倡导者的会面次数为零。

Grattan Institute幕僚长Kate Griffiths认为，这一案例恰恰印证了公布部长日记的重要性。

“接触机会和影响力密不可分,这正是部长日记必须对公众披露的原因，”Griffiths告诉澳联社。

各州做法不一，联邦政府缺位

澳洲例行披露部长日记的做法始于2013年的昆州，随后新州、塔州、首都领地和维州相继跟进。

不过，这些披露标准并不统一——多数州按季度发布,昆州则是每月一次，各州披露的信息详略程度也不尽相同。

有的州只要求公布与职务相关的事项,有的则连媒体露面、体育赛事都包含在内。会议记录中，有的列出了与会者名单和会议目的，有的则完全省略。

Griffiths表示,剔除纯私人聚会是合理的，但默认原则应是“能公开就公开”。

“我见过一些州把在办公室召开的会议算数,但预定好的电话会议却不算,”她说，“无论是电话、办公室会面、外出会谈,还是部长以官方身份出席的活动，所有这些都该被记录在案。”

“体育赛事我一定会算进去——那正是接触和施加影响力的场合，包厢里坐着谁至关重要,因为影响力往往就在那里悄然发生。”

艾博年在2023年澳网公开赛上坐在前联邦财政部长Peter Costello旁边。(Lukas Coch/AAP PHOTOS)

联邦政府成为“漏网之鱼”

包括艾博年领导的联邦政府在内，多个政府至今尚未采纳这一披露做法。

“这是一个明显的疏漏，”问责圆桌会议代理主席Stuart Hamilton告诉澳联社，“政客们本就面临固有的不信任感，唯有政府坦诚相待,民众才会真正信任政府。”

“没有人反对特殊利益集团——无论环保、行业、健康还是赌博相关团体——享有接触政府的机会,”他说，“但公众理应知道，这些人究竟是谁。”

绿党、多位中立议员及非政府组织均支持问责圆桌会议提出的联邦部长日记披露呼吁。公共诚信中心更将这一疏漏，列为2025年廉政记分卡上艾博年政府得分偏低的原因之一。

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回应称,“政府致力于高标准的诚信、透明和问责”，且“部长日记会根据信息自由法例行发布，并公布在部门披露日志网页上”。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艾博年似乎只在被要求时才发布日记，其日程表上存在大量空白，也未透露与谁会面的具体细节。查询律政部披露日志发现，Michelle Rowland自2025年6月以来就未再提供会议记录。

联邦财长Jim Chalmers今年2月最新发布的日历，则被大量涂黑，仅保留了2023至2024年间八天的记录。

“你省略的比你写下的更重要”

这种删改程度,让人想起西蒙娜·德·波伏娃谈记日记时说过的一句话——“你省略的东西，比你放进去的东西更重要”。

被问及联邦政府为何未公开日记内容——尤其是艾博年选前曾承诺提高透明度——Griffiths表示自己也想不通。

“这些年我听过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没有一个真正站得住脚，”她说。最常见的说法是担心给工作人员增加行政负担，但她并不认同：“部长本就配有辅助人员来记录和定期发布信息，每月披露的要求在行政上完全可操作，也确有意义。”

一位参议员的示范：“没什么不能公开的”

新州国家党参议员Ross Cadell就亲身实践了这套做法。自2022年进入议会以来,他每月更新利益登记册，并逐一记录因公务而举行的会面。

“我只是觉得，公众应该知道我们见了谁、多久见一次，”Cadell告诉澳联社,“如果你选择见某人，就不该羞于说出来。要是你觉得说出来会显得不好看,那就别去见。这没那么难。”

国家党参议员Ross Cadell采取了个人立场，披露关键会议。(Mick Tsikas/AAP PHOTOS)

Cadell回忆,曾有一个团体在看到披露信息后主动来电,要求见面以提出反驳意见。“这根本不是问题，”他说，“见某人并不代表你被收买了。公开会面对象和理由，只是让公众知情而已。”

Griffiths认为，理想情况下,日记披露应与利益冲突、经济利益、礼物和款待登记册相互印证,共同展现影响公共决策的各种因素。

不过她也提醒，“光有透明度还不够”。

“把日记公开只是第一步,还需要有人认真审视这些记录,一旦发现问题就要及时发声，”她说，“选民同样要持续追责，透明度只是起点，而非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