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强制接种疫导致接种率暴跌？最新研究揭示背后真相

全球儿童疫苗接种率大幅下滑，一些国家的民众对接种疫苗愈发犹豫。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借机煽动民众对政府和科学机构的不信任，而虚假信息经济的蓬勃发展，更让政策辩论背后的基本事实都难以达成共识。

那么，新冠疫苗强制令——那些以法律手段限制未接种者出行或工作的政策——是否正是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根源？

美国一些学者似乎持这种看法。澳洲的新冠调查也发现，新冠疫苗强制令加剧了疫苗犹豫和怀疑，并在强制令与民众对政府、医学科学的不信任之间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

但要断定新冠疫苗强制令就是造成当下这一长串困境的罪魁祸首，其实并不容易。疫苗强制令的影响，与疫情期间其他强制政策（如封锁或边境关闭）的影响很难剥离开来。不过，正如我和同事们所发现的那样，强制令确实留下了不小的后续影响。

领导人们曾认为疫苗强制令是必要的

我们正在评估新冠疫苗强制令对疫苗接种率、公众看法、可能受伤害的群体，以及强制令遭遇的法律挑战等方面的影响。

作为这项仍在进行中的 MandEval 项目的一部分，我已采访了澳洲、英国、欧洲和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与政策领域的130多位高层人士，试图了解当年决策者为何认为疫苗强制令是必要之举。

尽管这些采访的分析结果尚未发表，但整体来看，澳洲各州、领地以及海外政府都各有其推行强制令的理由。

领导人们其实早已预见到一些负面后果：他们担心引发强烈抵制，尤其是来自那些原本自愿配合封锁、边境关闭等其他防疫政策的人群；也担心民众可能产生抗拒心理，甚至影响未来对疫苗接种的信任。但他们仍然相信，为了保护生命，疫苗强制令是必要的。

这些政策无疑推高了当时的疫苗接种率，但代价也随之而来：如今澳洲儿童疫苗接种覆盖率已不及理想水平,相比疫情前，更多家长听信了关于疫苗的错误信息,青少年和成人疫苗的接种情况则更令人担忧。

然而，对新冠疫苗强制令不满的个人，并非造成这些变化的唯一驱动因素，一些更为隐蔽的机制同样在推波助澜。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新冠疫苗强制令助长了一种“心理抗拒”——人们倾向于以反击的方式，来回应自身自由受到的限制。

强制令还可能加剧围绕疫苗接种的政治极化，让不同政治“阵营”在疫苗安全性或益处的问题上彻底对立。这种局面十分危险，因为高疫苗接种率恰恰依赖于这是一件平淡无奇、能获得两党共识的事情。

网红也趁机入局,通过参与这类分裂性话题的公共讨论谋取流量与利益。事实上，早在疫情之前，就有境外势力利用机器人账号操纵疫苗接种辩论，意图借此破坏社会稳定。

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还是地缘政治动机，内容创作者都乐于挑动愤怒或极化情绪。随着虚假信息经济持续蓬勃，民粹主义政客也在利用民众对机构的低信任度和高度失望大做文章。

在这种环境下，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数虽仍是少数，但比疫情前明显增多。而强制令充其量只是众多驱动因素之一——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疫苗强制令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的困扰。

降低对政府的信任

对疫苗的不信任，往往也与对政府和医疗保健机构的不信任紧密相连。

举例来说，人们对疫苗安全性或有效性的担忧,可能反映出对整个疫苗接种专家体系更深层的忧虑。事实上，早在新冠疫苗强制令出台之前，这种不信任就已驱使部分人拒绝接种疫苗。

而新冠疫苗强制令的推出，进一步侵蚀了不少人对政府的观感。

我所在团队在西澳开展的研究发现，那些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本就对政府持负面看法。当政府推出强制令后，他们更感觉自己遭到了道德上的惩罚，进而催生出对大规模迫害和伤害的梦魇般的预测。研究中，好几位在疫情前一直按时接种疫苗的参与者，出于失望和不信任，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接种疫苗。

最近，我们又试图理解在原本思想前卫的 Fremantle 市，反对强制令者是如何发生政治转变的。

我们新发表的研究详细描述了：潜在参与者对政府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深深不信任，如何导致他们彻底拒绝参与调研，或在透露信息时变得极为谨慎。

接下来该怎么办？

如果未来还需动用疫苗强制令，就必须在下一次紧急疫情暴发之前，用不同的方式与社区展开合作。

在当下这种环境中，重建民众对疫苗接种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并非易事。但政府仍可有所作为：就疫苗的益处、风险与不确定性展开透明沟通，并推行易于获取、宣导到位的接种计划。

我们还需要建立相应机制，让社区能够参与有关疫情应对的决策。比如，政府可以设立公民小组，让他们对拟议政策发表评论、向专家提问,并就沟通方式提出建议。

此外，疫苗强制令背后的理由也必须阐述得更加清晰。民众需要听到透明的伦理推理，理解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公共利益。

最后，还有疫苗副作用这一绕不开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疫苗和所有药物一样存在副作用风险,但在疫情期间，这一风险通常被认为远低于感染新冠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风险。

新冠疫情调查也承认了设立罕见疫苗伤害赔偿计划的重要性。但澳洲的赔偿计划持续时间过短，且因申请门槛过高屡遭批评——调查指出，最终获得赔付的索赔寥寥无几。

如果没有一个便捷、公平的赔偿计划，心怀不满的民众终将学会不信任政府的动机与计划。这种情绪不仅会在疫情期间威胁疫苗接种计划的推行，也将在疫情结束后持续构成隐患。